[7] 又说：事实上，羞耻感也许是持续的深层的情感形式……羞耻感应该在与自我统一的关系中得到理解，而负罪感则源于对恶行的感受。
这里又涉及争论已久的所谓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。有人可能举出中世纪哲学的例子，认为那并不是理性主义，而是信仰主义、蒙昧主义。
因为工业社会无论从哪方面说，对于自然的开发与利用，都远远超过了农业社会。他提出以时顺修[6]、节用裕民、节流开源[7]等主张，是很有生态意识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类还需要继续进行深入反思（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，都应当进行反思）。人者仁也，仁者生也，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富有新意的命题，它至少有三层含义。如果把人与自然界绝然对立起来，以立法者自居，以主宰者自居，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人的生存意义的丧失、精神家园的失落。
从古希腊到近现代，这一传统没有中断，只是形式上有变化，比如从思辩理性到认知理性、工具理性。关于仁的学说，有不同层次、不同方面的内容，但是最根本的内容则是以生为仁。[2] 郭沂：《中国哲学研究的开拓性成果——蒙培元著〈中国哲学主体思维〉评介》，《中国哲学史》1994年第1期。
[10] 蒙培元：《中国哲学主体思维》，第56页。墨子很重视经验知识，反对在经验中涂上情感和评价的色彩，主张把知识建立在客观经验之上，墨家进而走向分析、归纳和逻辑推理，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，便出现了后期墨家的科学思维与逻辑思维。就主体实践型经验思维而言，中国的哲学家们几乎无不强调‘躬行践履，以‘躬行践履为根本宗旨[3]。中国哲学也有自己的形而上学，也主张超越，只是同西方哲学与宗教表现出不同的特点。
[1] 蒙培元：《中国哲学主体思维》，第2页。这时，儒、道的体验型思维与墨家的认知型思维同时并存。
中国哲学认为，现象和本质一样，是主观同客观、内在同外在的统一，主体意识的意向内容就是世界的本质意义，二者是统一的。之所以称为思维方式或思维模式，是因为思维是人类进化的最高花朵，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不能离开思维的，这在中国哲学中被称之为心（心之官则思），而心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。就自我超越型形上思维而言，儒家讲天道性命之学，主张实现真我（或真己），道家主张复归于极，或实现所以迹，佛教禅宗则主张超佛越祖，实现佛的境界。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中国哲学主体思维 。
正因为我所理解的思维方法是人的生命存在、实践活动方式，而不是单纯认识论的方式，所以它和一般所说的思维法或思想方法也是不同的。由于中国哲学并不是灵与肉的二元论哲学，而是形神合一、身心合一的整体哲学，因此并没有形成概念化、形式化以及彼岸世界的形上思维，而是在现实的生命活动中实现精神超越，即实现一种精神境界或心灵境界。[2] 本书认为，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的这四个层面，是中国哲学三大流派儒、道、佛共同具有的，而不是其中某一派所独有的。[6] 蒙培元：《中国哲学主体思维》，第2页。
通常所理解的思维方式，大都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来说的，这一点我也是同意的，但是不能把它说成是唯一的。但它又不是纯粹主观的，也不是纯粹感性的，它要求主观与客观、情感和理性的统一。
换句话说，中国哲学所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，是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和价值的问题，而不是客观对象即自然界本身的问题，所谓认识，归根到底也是关于人的存在认识，有关自然界与客体的问题并不是不重要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是基本前提，但最后都要落到人的存在和人生意义的问题上来。[5] 蒙培元：《中国哲学主体思维》，第9页。
但就其基本特征或整个传统而言，中国哲学思维确以主体意向思维为主要特征，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。这就决定了它同西方哲学与宗教表现出不同的特点。[1] 关于这四种特征的提出，有学者评论说：我们认为，主体思维及其四个层面的提出，不但是作者对中国哲学研究的一大贡献，而且是作者对思维学研究的一大贡献，这在学术史上还是发前人之未发的。那么，中国哲学更强调情感意志，具有感性经验特征，内在的情感需要、态度和评价具有重要作用。[12]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 此文作于1999年1月24日。……其结果是，既没有形成重智主义的理智型思维，也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意志论，以及宗教哲学。
就情感体验型意向思维而言，儒家讲四端、七情、未发、已发、心中之乐、以体会为心等等，道家讲体道、体自然，佛教讲无思之思、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等等。至于中国哲学思维为什么具有这样的主体特征，作者没有进行系统论述，但也作了一点探索。
[4] 郭沂：《中国哲学研究的开拓性成果——蒙培元著〈中国哲学主体思维〉评介》，《中国哲学史》1994年第1期。中西哲学最大的区别是，西方哲学主张主客对立，人与自然对立。
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，它本身是目的性的，而不是工具性的，它是与人的目的追求相联系的，而不是某种纯粹的手段或方法，也就是说，它是具有价值意义的。只是后来，墨学趋于消亡，而儒、道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居于主导地位。
[8] 再如形上思维，由于中国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哲学，因而从根本上说，它是一种人学形上学，中国哲学思维从根本上说是关于人的本体存在的形上思维[9]。但是，中国哲学的特点恰恰在于它不是主张主客体的分离和对立，而是主张二者的统一或合一，即万物皆备于我或无物我、无内外的境界。它以主体意识的意向活动为其思维的主要定势，以主体的情感意志和内在意识为其思维的主要内容，以主体体验和本体认知（或存在认知）为其主要形式，这同西方以对象性思维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有所不同。……从事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，如果没有西方哲学和文化的背景知识，恐怕难识‘庐山真面目。
就人类思维的一般特征而言，意向性思维和对象性思维并不构成互相对立、互不相干的两种思维方式，不能简单地说，西方人的思维都是对象性思维，中国人的思维都是意向性思维。这一点国内虽有学者提出过不同意见，但绝大多数学者是同意的，甚至西方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承认了这一点
人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去做事，人应当凭良知办事。仁是儒学的核心，也是社会良知的核心即价值核心，具体到每个人的心里，就是良知。
[14] 可见，儒家知识分子是绝不反对利的，但是却反对唯利主义，主张以利和义，即正义原则指导下的利。文学家虽不是学者，但道理是一样的。
卑躬屈膝、迎合世俗甚至媚俗，绝不是正直的有良知的学者的所作所为。孟子说：人不可以无耻，无耻之耻，无耻矣。我认为，他根本不了解中国文化。但是，现在有些人为成名而成名，急于成名，要当名人，毫无盛名之下，其实难符的自知之明，这就有悖于良知了。
[1] 而思辩哲学家康德认为，良知是一种判断正确时的普通理智，与先验的思辩理性不同，只具有具体认识和使用规则的能力，而不具有抽象认识的能力[2]，但有时他又称良知为一种合理的信仰。人的知性就是分辨是非，不能将白的说成黑的，将黑的说成白的，不能屈服于某种外力而指鹿为马。
[8]《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·英美哲学卷》，第661页。总之，作为专业群体的知识分子的特殊领域，正在丧失代表整个社会方向的意义。
孟子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。他明确说：四十五十而无闻焉，则亦不足畏也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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